我们在一条特别亮眼的街道停下脚步，可能是新年将至的缘故，时间不算早了，街上还是好多人。
我一边喘气一边打量周遭的过路人。
东京的男人蛮帅的，帅得五花八门，都还算有点腔调，一身黑的冷都男，耳朵上穿了八个孔的板寸潮男，有人扎马尾，有人戴眼镜，有人穿皮靴。
但看得越多、越久，他们的面目就变得越模糊，到最后好像就只剩骨头框架了，一个个都变成了火柴人。
唯独我眼前最近的这个有血肉。
我想了他一路，念了他一路，从罗城到东北、到西北，再到此时此刻，心里曾经堆叠了很厚重的感情。我在海拔四千的山上念过他、想过他、怪罪过他。当他真的出现，我的心和大脑却归于了初始状态，只剩一片空白，很平静。
我只能辨出他的皮囊，不思考更深处的东西。就像自动触发了一种保护机制，身体的每一寸肌肤，每一个细胞，都不约而同地，把触角收了回去。
我一言不发地盯着严靳打量了好久，然后我对他笑了笑。我没问他怎么会出现在东京，没问他是不是特意来找我的，我只是说：“七号你母亲生日，老头打电话来，让我回榕城。”
严靳点头，同时把自己的围巾拿下来，绕在了我的脖子上：“我七号不在。”
我总算又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和我的回忆里一模一样。我的回忆没有因为时间滤镜掺假。我低头看脖子上的围巾，隔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问他：“为什么，是有事要忙吗？”
他说不是。
我撇嘴：“总不能是因为我要去吧。”这话问得自以为是又没有逻辑，如果他真的不愿在七号见到我，眼下应该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了。
我觉得见到他不是巧合。
他帮我系好围巾，我半张脸都埋进了围巾里，耳朵也被遮住了，我隐约听到他说：“我跟她见面，互相影响心情。我不跟她一起过生日，从来都不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不知道他听没听见。我故意回头作出张望的动作。
严靳说：“他早就没追了。”
“那你还拉我跑这么远。”我说。
“我喜欢。”他摸我的头发，说，“你好像也没有很不喜欢。”
我的脸颊变得有些热，可能是围巾环绕，也可能是我的心思被他一眼看穿且直接拆穿，很难为情。我没办法直接否认或是驳斥他，只好用沉默盖过这阵尴尬。
严靳问我：“你住哪里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我心想你都知道我在和尚酒吧了，你能不知道我住哪里吗？
还是说......他当真没想找我，这当真只是巧合？他为什么会一个人去那种地方？他不是对宗教有任何兴趣的人，还是说，他和其他人有约？男的女的？什么关系？男的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的问题为什么层出不穷？我的脑子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越来越不像我自己？
有女歌手在路边唱歌，好会唱啊，嗓音好得不得了，唱的是first love，真是适合冬天。
这当真只是巧合吗？
对面那颗树下站着一对情侣，那个男生我昨天在便利店门口看到过，他当时分明在和另一个女孩牵手的。
这当真只是巧合吗？
马路上好多车啊，车都很守规矩，至少被我看着的这几分钟，没有发现随意变道的，是不是冬天到了，人投机取巧的心也被冻住了。
这当真只是巧合吗？
......
我的眼耳口鼻，我的五官，我的五感，摄入再多信息，都没办法成功帮我回避掉这个问题。我很作，我觉得我很作，走是我要走的，想念也是我要想的，好奇也是我要好奇的。
可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他，因为真的丢人。
严靳看我，他拽了拽我的围巾，让我跟着他走。
他为什么要拽我的围巾，他不知道这个动作可爱得有些过头吗？严律师怎么会拽人围巾呢，他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吗，不是说一不二的男人吗，怎么会做出这种小男孩才会有的举动？
他真的好可爱，他妈的，好可爱。我想死他了，爱死他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他分开啊？
我一定是有病。
严靳让我跟着他去了一家拉面店，二郎系的拉面店，又小又破，大概是东京的“苍蝇馆子”。店里好多男人，一个女生都没有，顾客几乎都是本地的，都在叽里呱啦说日语。
他没问我的意思，给我点了一碗和他同样的面，叉烧好大，豆芽好多。
严靳说：“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，当时这家店就在了。”
我转头，很疑惑地看着他：“我怎么完全没听三叔提过。”
“除了吃饭、见面，他本来也没有必要向你提我。”
“也是。”
“当时的老板，是现任老板的爷爷。”
我咬了一口叉烧，问他：“七八岁，你跟着母亲过来的？”
严靳摇头：“我，还有家里的阿姨。”
我想了想：“上回在济州岛参加婚礼，我们不是碰到了一个阿姨吗？好像说在美国开餐饮店，连锁店。是她吗？我记得她是姓曹？”
“不是她，另一个。”严靳说，“你见过的，之前在黄洪飞家。”
“厨房里那个！？”
他笑起来：“我怎么知道。”
我听得一头雾水，干脆继续埋头吃叉烧。
严靳问我知不知道，我三叔刚出生时，奶奶为了去美国帮老头处理官司，把孩子扔给朋友照看的事。
我说：“知道啊，三叔母跟我讲过的。”
严靳说那位朋友就是他母亲。他又说：“那时候我也刚出生不久，我跟你三叔就差两天。”
严靳告诉我，当时家里请了两位阿姨照顾小孩，其中一位是在济州岛碰到的曹阿姨，另一位就是黄洪飞家里那个，姓蒋。
后来，我爷爷奶奶回国，三叔被接回家里，曹阿姨也辞职了，说是有亲戚在国外生了小孩，请她过去帮忙。而蒋阿姨在严靳家干了十几年，直到他上初二才离开。
我放下筷子，还是一头雾水，我问他：“蒋阿姨为什么会在黄洪飞家里啊？他俩是亲戚？”
严靳说：“蒋阿姨从我家离开之后，就来了东京，因为之前陪我在这边待过几年，她有些门路。后来找了一个华人结婚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一直没有要小孩，前几年丈夫去世，她很孤独，就总想起我来。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，想要回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你知道的，我没这个需要，我也不喜欢。我问她要不要回国养老，我给她另外找处房子，她不同意，她说房子她自己也能找，她手头不缺钱。”
“然后你就把人家支到黄洪飞家里去了？”
“严格来说，那不叫黄洪飞家里。”严靳说，“那也是我家。”
我没心思吃面了，他越说得多，我脑子越乱。我放下筷子，皱眉看他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代持。”
“他连房子都是你的？那其他......”我的眼皮连跳了两下，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“我母亲，不喜欢我拥有太多。”严靳回答。
我恍然一愣：“那mushroom是你的吗？”
“算是。”
“什么叫算是？是你说了算吗？”
“暂时不是，但可以是。”
“......能不能卖掉它？”
严靳没有对我的请求表示惊讶或者其他任何情绪，他只是很平淡地告诉我：“我想知道理由。”
我端起杯子，一杯冰水咕咚灌进喉咙，我清了清嗓说：“我不是不想让竹蜂继续演出下去，我只是、只是想跟他们斩断联系。股权变更应该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太大影响吧。我一想到你和mushroom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，我、我就心里不舒服......总觉得割舍不干净......”
“我和mushroom密不可分，与你想跟竹蜂割席，相关吗？”严靳看着我，他问我，“为什么要因为我的事而心里不舒服，为什么我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到你，你和我是什么关系？”
我沉默了。虽然他不是用嘲讽的语气说的，但在我听来，这就是一种逼问。
我被他的逼问惹恼了。
我推开椅子，站起来想走，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拉到距离他很近的地方，用压抑又沉闷的声音说：“回答我。”
我抬眼望四周，人太多了，我不想在这种地方和他纠缠，我挣了几下，我说你弄疼我了。
他还是重复那三个字，他说：“宁宁，我想听你的答案。”
“......”
他想用旁人的目光胁迫我，他想要胁迫我说话，他想听我吐露一些有的没的。
我讨厌被胁迫。
我坐回到椅子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我说：“没什么关系，是我僭越了。”我说，“你爱卖不卖。”
他松开我，没恼也没怒。他端起杯子，也不言不语地喝了半杯冰水。
我很快吃完了半碗面，胃都撑大了。我站起来，对他说：“严律师，多谢款待。”顿了一下，又更改了称呼，“或者应该叫你严老板？”
我走出拉面店，他没有挽留我，甚至没看我，也没再问我住哪家酒店。
我走到夜风里，在马路旁边，亮堂堂的马路边，先前的女歌手还在唱，她的嗓子真好啊，唱这么久声音仍旧清亮。
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我拿出来，看到他给我发消息。
他说：今天答错了。下次见面我会再问，你想好回答。